新三十五年应该怎么走？无论是对中央还是地方，无论对企业还是个人，都是非常新的问题
【财经网记者 陈君】11月26日-27日，“《财经》年会2015：预测与战略”在京举行。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、发改委、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、社科院、北京大学等机构的著名官方、民间的经济学家出席并发表演讲，在此摘录他们对中国经济的局势判断和预测未来走势的部分。
刘世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：目前经济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过程还没有完成，中高速增长的底还有一个探究过程。今后一两年防控风险的问题，应该引起高度重视。最重要的是以质量指标来倒推速度指标。我曾经提了六个质量指标：就业可实现、企业可盈利、财政可增收、民生可改善、风险可控制、资源环境可持续。和它相对应的速度就是一个好的速度。如果增长下滑过快，为了托底，该刺激还是要刺激。
张燕生 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：2012年之前的数据都代表的是旧趋势线，新的趋势线只有两到三年的数据，从横截面的数据非常难看到中国下阶段发展的趋势。中国现在面临的挑战，是过去三十五年的外向型经济模式、体制、战略、结构，可能都要过去了。新三十五年的探索要重新开始。新三十五年应该怎么走？无论是对中央还是地方，无论对企业还是个人，都是非常新的问题。
黄益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、教授：过剩产能导致中国正在经历通货收缩（通胀率下降，但并不一定是价格的下降）导致中国制造业投资相当疲软，过去相当一段时间生产者价格指数PPI一直往下走。指望不上制造业的投资，要稳增长，回过头来还是靠房地产、基础设施。这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经济复苏的力度，同时也制约了政府在稳增长的时候所能做的工作。
李扬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：以速度下滑为主要外在特征的新常态合乎规律。这几年宏观政策，积极的财政政策，稳健的货币政策，在同样的名目下，包容了很多不同的政策。新常态所需要的财政政策跟货币政策，基本态势应当是扩张的。如果这个判断合理，这几十年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要有大的调整，靠着一些小的动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。比如财政支出增长速度显然在加快，但是收入的增长速度慢于支出增长速度。比如金融这么高的成本，肯定不能让企业有效的进行投资和生产，这种状态需要改变。
尹中卿 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：如果按照严格金融规则，不少地方债已经无法依靠借新还旧来展期，如果按照市场化的要求，一些地方政府实际上已经破产。地方债风险急剧积累到一定程度，地区性的风险肯定会演变为区域性的风险、全局性的风险和系统性的风险。在经济增速下降的过程中，进入新常态之前，应当守住底线，守住不发生风险，或者风险不引爆的底线。
魏加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：财税改革到现在不仅目标不是很清晰，甚至连方向都没有考虑清楚。金融改革这些年大家讨论的共识是市场化。但是财税改革，到底是集权还是分权，这个问题并没有讨论清楚。地方债在单一制下有巨大的道德风险，这个道德风险是解决不了的。因为单一制所有的事情，人、财、物都上级政府管着，债务也不得不去管。这个问题必须思考。
辜胜阻 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：小企业的发展和成长比较难。创业又面临前所未有的融资难和融资贵，90%小企业得不到贷款。50%企业在3年过程中就死掉了。如何让企业活得很好，需要金融创新，大力发展草根金融，大力发展科技金融。另外，还需要政府要作为。相当多的地方政府单位过去是边吃边拿边干，现在是不吃不拿不干，这种不作为阻碍了创业。
周其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：2015年可能是一个机会，如果能把打引号的“投资”改成不打引号的投资。其中首要，就是充实自有资本，政府带头，国有企业带头，国有企事业单位带头，也包括股份制公司、民营企业，扩大自有资本，充实自有资本，增加自有资本，不把稳增长的所有压力压到银行头上去，银行要留有一定空间。
对付风险的第一兵器是自有资本，总是不投自己的钱，用别人的钱，怎么可能兢兢业业做好事情？这种投资体制是有问题的。要有自有资本、充足的自有资本。那是愿意承担投资失败责任的信物。
过去中国的投资是三个要件：立项审批，拿一块地，到银行套一笔贷款。很多机构、很多主体有钱却不充实资本，有钱借出去，形成了高度利用债务、交叉负债、交叉放贷的投资体制。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，这种模式放大效果很显著。但是负债较高的经济倒过来，往下扎的时候也会非常凶。现在要对投资做一些区分，是有充足自有资本的投资，还是完全靠借贷形成的投资。要让从市场里赚的钱，回到市场离去。
“《财经》年会2015：预测与战略”由《财经》杂志、财经网主办，于11月26日-27日在北京举行。
（嘉宾观点据现场发言整理，未经发言人本人确认。来源：财经网）
